踏雪，最佳能独来独往银粟地，一步一条龙玉沙声
在凄凉孤独之中，更简单听得懂、吟得出多情有义有格的诗句
中共的‘宪法’不是载明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然则那些喜欢开放的所谓文艺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义文学’、‘商公教文学’，或是‘存在主义文学’呢？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
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会在台北得奖呢？正当我国（指台湾——引者注）外遭逆境的之际，竟然有人提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过巧合了
” 在文章的最后，余光中将他所命名的台湾“工农兵文艺”视为洪水猛兽，喊出了“狼来了”的呼声，并且表明了自己维护当局的“勇气”：“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
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
针对文坛对于他“戴帽子”的批评，他露出了镇压的凶相，“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
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
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
”? 今天大陆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余光中这篇文章在当时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所起到的政治迫害作用
此文一出，引起大哗，激起众怒，不但受到直接指控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王拓、尉天聪、杨青矗、黄春明等人愤起辩白，连那些与此无关、立场公正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撰文批评余光中的阴恶
徐复观在《评台北“乡土文学”之争》一文中尖锐指出：余光中“之所谓‘狼’是指这些年轻人所写的是工农兵文学，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学，这种文学是‘狼’，是‘共匪’
”“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
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
” 在乡土文学作家遭受巨大政治压力、尉天聪差点被解聘抓捕的情形下，余光中却因有功而受到当局宠幸：1977年8月，由“中央文化工作会”在台北剑潭反共救国青年活动中心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上，乡土文学作家因为有“问题”而多未受到邀请，余光中却高坐在主席台上，倾听“党政军要人”做关于“坚持反共文艺立场”的报告
陈映真事件
这一定是在浅睡之中，客房的电话铃声像是一个饱受欺压与凌辱的童养媳，战战兢兢地响了起来，亮光从窗子里面射进来，有些刺眼，仅仅一瞥，我重又闭上眼睛接听电话
张老师说他已在楼下大堂里面将近半个小时，在等我一起吃早点
大惊，遂以最快的速度爬起来，洗脸漱口，装上烟，带上电话，在电梯上，才发现手机快没电了，想想诚信而直率的张老师仍在等候，脸上就觉得发烧，恨不得电梯一下子跌下去
“妈妈，我很累了，需要一个有人爱有人疼的地方?那就是有妈妈的家
”
尽管二哥从未开过餐馆，但他从小就对烹饪感兴趣，做得一手好菜；到成都读书几年，又学会了川菜